黄晓珠 | “学”源
作 者 简 介
黄晓珠，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先秦教育史研究。
· 摘 要 ·
“学”出于“爻”，最初指史掌数占以定兵谋的活动和该活动发生的场所。数占是中国历史早期巫术占卜的方式之一，代表早期中国文明的理性跃进，对中国系统文字的诞生可能具有关键意义。数占被应用于战争决策，对数占技术的掌握是史官得以从巫官脱胎并向文官转变的原因，也是史定兵谋的场所“学”得以向西周以后的文教场所转变的关键。“学”的起源塑造了“学”的核心哲学精神，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德”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至晚在殷商时期“学”就已存在：（1）《礼记·明堂位》记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李学勤著：《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48页。本文有关十三经的引文与主要注疏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罗列。]（2）《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郑玄注曰：“此小大学，殷之制。”（3）卜辞中已出现有关“学”的记载[1]348。那么，“学”最初究竟是什么呢？
本研究首先基于卜辞和传世文献分析提出一个有关“学”的起源假说，再经由“数”“史”“石室”三条线索加以求证，得出结论：“学”最初是史掌数占以定兵谋的活动及该活动发生的场所。
一、一个“学”的起源假说
《礼记·王制》中有段关于“学”的重要记载：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根据这段文字可知，出征前要举行“受成于学”的活动。郑玄认为该活动是“定兵谋也”。
甲骨卜辞证明《礼记·王制》“受成于学”的记载确凿。卜辞记载“……子卜□贞……来羌曰用学”，“丁巳卜□贞王学众伐于□方受□”[1]348，这两段卜辞反映了殷商时期军队出征前确会举行“学”的活动，证明《礼记·王制》“受成于学”的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的军事历史。
由此我们结合卜辞、《礼记·王制》和郑注提出一个有关“学”的起源假说：“学”最初可能是定兵谋的活动，该活动发生的场所也被称为“学”。接下来我们将从“数”“史”和“石室”三条线索展开分析论证，证明此假说为真。
二、以“数”为线索的求证
甲骨文“学”的构字中含有
（一）“爻”与数
事实上，筮占的本质是一种数占活动[《左传·僖公十五年》引韩简语：“龟，象也；筮，数也。”又云：“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可知筮为数，筮占就是数占。又，许慎《说文解字》：“筮，易卦用筮也。”又云：“蓍，易以为数。”可知筮占的本质是以蓍草为工具的数占活动。]，作为本质为数占的筮占之书《周易》的特定概念，“爻”与数是有密切关系的。
潘雨廷认为“爻”的基本结构╳是数字“五”，“爻”由两个╳（五）构成。[5]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发现早期的卦象不是用阴阳“爻”（--/—）叠加的卦画来表示，而是用数字的叠加来表示，被称作数字卦画[6]，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爻”和数的对应关系。从考古发现看，数占出现的时间很早。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与龟甲共出的随葬石子[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尹焕章等：《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第12-50页。]，这些石子被认为把龟灵之象的崇拜与数占集于一体，已初具象数思维的萌芽。[7]此外，殷代贞人墓葬中也同时出现了数占所用的石子和龟占所用的卜骨，其中还有一些记有数字卦的卜骨[8]，有学者据此认为殷商时期骨卜数占并用，相互参照已成定制[9]。
因此，虽然“卦象之系统化，时当晚周”，但数字卦画却至晚在殷商时期已出现，认为甲骨文“学”所从之即“爻”，指变数和以数象变的数占活动，这在年代上是没有问题的。
（二）以数为谋
郑玄认为“受成于学”是定兵谋的活动。通过对谋的考察可发现，在中国历史早期确实存在以数为谋的传统。
首先，谋为数。段玉裁曰：“计谋曰筹策者，……谋而得之，犹用筭而得之也。”[10]196而筭为数，策亦为数。《说文》：“筭，计历数者。”[4]96《集韵》：“选、算、筭，数也，或作算筭。”[11]《礼记·曲礼》：“龟为卜，策为筮。”郑玄注曰：“策或为蓍。”许慎：“筮，易卦用蓍也。”又曰：“蓍，《易》以为数。”[4]20由此可证，谋即筹，即策，即数。
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有关“学”为“定兵谋”也的判断并非无心之语。郑玄注《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一句云：“所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孔颖达认为郑玄此处有关“学”与方策关系的论述，与《礼记·中庸》中“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一句吻合[孔颖达疏：“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结合谋即策，即数，则“布方策”即“定兵谋”，可见郑玄认为“学”是“定兵谋”的场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实上，将数运用于军事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史记》到《宋史》的史书中记载了一种服务于兵事的数术活动——孤虚术。湖北周家台秦简的出土证明了孤虚术早在先秦时便已存在。[12]《孙子兵法·计篇》中有“庙算”的提法，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庙算”一词显然暗示了这项发生在庙堂上的军事谋划活动最初应当与数有关。此外，古代兵书中的重要一类兵阴阳亦与数术存在密切关系。[13]
（三）在“学”为谋
“学”在历史早期与军事谋略的关系还可从“学”中祭祀的对象看出。
《礼记·王制》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这段话记载了出征前后要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其中出征前举行的祃礼和出征回归举行的释奠礼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师祭。
祃祭也叫貉祭[郑司农云：“貉读为祃，祃谓师祭也，书亦或为祃。”郑玄言：“貉，莫驾反注，同祃。”见李学勤著：《十三经注疏》，1999年，第168页。]。《周礼·春官》：“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郑玄注曰：“貉，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 或曰黄帝。”他认为，师祭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历史上的战神，不仅战功赫赫，且是谋略过人的造军法者。出征回来后的释奠礼同样是师祭。《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可以推测正是因为师在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才会在出征前后举行师祭。
师原本是军队编制[段玉裁：“二千五百人为师。”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73页。]，后演化为帅、谋主。郑玄注《周礼》：“师之言帅也。”《左传·昭公九年》：“民人之有谋主也。”杜预注：“民人谋主，宗族之师长。”从以数为谋的角度看，师应当就是“学”中以数占定兵谋的谋主，这也揭示了《学记》中所反映的直到战国时期仍存在的师“言及于数”的现象。可以说，“学”中早期祭祀的对象正是作为谋主之师。
总之，“学”中举行的师祭的祭祀对象是历史上战功赫赫，谋略过人且对军法兵法有过重大贡献的战神。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历史早期军事活动中存在以数为谋的传统，因此“学”很可能最初就是军事统帅运筹帷幄的活动及该活动发生的场所，即郑玄所谓的“受成于学，定兵谋也”。
根据上述论证可推测，最初存在以数象变的数占活动
三、以“史”为线索的求证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与史官密不可分。龚自珍认为：“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14]刘师培谓“九流”皆出于史官。[15]通过对史的考察可发现，史掌历数与兵法。这再次证明了“学”最初确实很可能是以数占定兵谋的活动与场所。
（一）史掌历数
史官出于巫官[陈梦家认为“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张光直指出殷代的巫、祝、卜、史都分化于巫。参见：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534页；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9页。]，其与巫官的区别在于他们掌数。马王堆帛书《要》篇引孔子语：“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16]可知是否“达数”是巫官与史官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史官为天官，所掌之数为历数[邢文提出古掌历数之官也称史，大史典知历数，也是达于数。许兆昌认为“天官职能”是周代史官职能赖以衍伸、展开的基础，在周代史官功能结构中自当属第一层次、核心层次。刘腾飞进一步提出史官所涉之数的本意为历数，史官最初为天官。见：邢文著：《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著：《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8-234页；许兆昌：《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81-86页；刘腾飞：《帛书〈要〉篇史官之“数”的内涵探究》，载《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第35-43页。]，这一判断的依据之一来自《汉书·艺文志》：“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术，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羲和是天官，掌历数。班固说羲和史卜的数术之职都是“史官之术”，可知羲和史卜皆由最初的史官分化而来，羲和的天官之职最初即由史担当。
历史早期巫风盛行，史官所掌之数实际上就是巫术占卜的重要形式——数占，故郑玄注《仪礼·少牢》曰：“史，家臣主筮事者。”
（二）史掌兵法
陈梦家、徐中舒、王贵民等学者从文字训诂出发提出“史”字源于干戈，胡厚宣、伍士谦等学者则从甲骨卜辞考释认为史最初为武官。[3]2947-2961其中胡厚宣的观点影响最大。
从传世文献看，史在早期任天官掌历数的同时还创造并掌握兵法。
司马氏在周代为世典周史的史官，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溯司马氏至天官重黎，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火）正黎以司地。”而在早期担任天官的司马氏同时也是武官，且是兵法的创作与掌握者。《说文》：“马，武也。”[4]199《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又，《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按此说，古时存在名称为《司马兵法》的兵书，其创作者即为司马氏。
总之，日后分化为各类王官的史官在早期为历数与兵法的掌握者，他们极可能就是最早从事以数占定兵谋的活动者，亦即“学”的活动的实施者。
四、以“石室”为线索的求证
石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内涵丰富的特殊场所，兼具祭祀、藏书、修隐、办学等功能。通过对石室的分析，我们可更进一步确认“学”最初确实是史以数占定兵谋的活动和该活动发生的场所。
（一）石室、数术与战争
1.石室藏数术之书
从《史记》与《汉书》记载看，数术之书很可能保存于石室。
据《史记》记载，石室为藏书地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滅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石室藏书，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记羲和史卜所掌数术之书亦当藏于石室。又，《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从这句话看，秦始皇所坑者为术士，所焚之书也当包括数术之书，这些书原本保存于“明堂石室”中。由此推测，石室很可能保存了史官所掌数术之书。
2.石室为囚俘与议事场所
石室在早期还具有军事与政治功能，是囚俘与议事的场所。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商纣王“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可见殷商时期石室可能为囚俘场所。以石室囚俘的方式在春秋吴越地区似乎仍常见。《吴越春秋》有“诛讨越寇，囚之石室”的说法。[17]石室在春秋吴越地区还有议事功能。袁康《越绝书》记载：“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18]会稽石室的议事功能应当是服务于军事的。
具有军事功能的石室，又是数术之书的保存之处，那么数术是否与石室早期的军事功能有关呢？有关文王作《易》的记载和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二）史在石室以数占定兵谋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商纣王“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史记·殷本纪》又记载“纣囚西伯羑里”，由此可知司马迁认为该石室位于羑里。羑里在今天河南安阳市汤阴县以北，距离殷都安阳大约60里。《说文解字》：“郊，距国百里为郊。”[4]132《说文解字注》引杜子春语：“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10]284故羑里在殷都近远郊之间。
传说文王姬昌被囚羑里石室期间创作了筮占之书《周易》，但此书不大可能是姬昌凭空创作的。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可见数占技术从夏至殷再至周是有传承关系的。从考古发现看，殷商时期卜筮并用已成定制[9]，证明殷商时期早有数占活动。羑里恰恰是盛产蓍草的地方，蓍草又恰为筮占工具。[9][许慎曰：“筮，易卦用蓍也。”又曰：“蓍，易以为数。”见《说文解字》，第96, 20页。]因此在姬昌到羑里之前，此地应已存在利用蓍草展开的数占活动，即筮占。
姬昌在羑里不同于一般战俘，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乃赦西伯……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姬昌被从石室释放后被纣王赐予“西伯”的称号，赋予他领兵作战的权力。李学勤认为西伯昌就是卜辞中所记载的商王“多君”，而赵诚、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多君”即商王之史、尹之类的职官。[3]905-907据此推测姬昌实际上成为了纣王的史，在形式上确认了对商王的归附。[西周甲骨文的出土重塑了既有的关于商周两族关系的认识。有学者根据西周甲骨卜辞判断周为殷商属国，商周两祖关系十分亲密，文王姬昌实为殷商在西方的封伯，属于殷商上层贵族，需要通过崇祀殷先王来表示自己为殷之属国。参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0辑；陈全方：《陕西商代方国考二》，载《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第84-92页；郭静云：《殷周王家关系研究》，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第53-68页。]
为何姬昌从石室中走出，就成为了掌握数占技术且能领兵作战的史呢？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文王所囚石室实际上就是商王定兵谋的场所，且在羑里石室中极可能就存在史定兵谋的筮占活动。姬昌正是在此目睹和学习了用蓍草实施筮占以协定兵谋的过程，才因此掌握并改进了这项技术，创作了《周易》，并在走出石室后成为了具有领兵权的商王之史。
也正是因为史在石室掌数占以定兵谋，数术才会成为班固所说的“史官之术”，石室在日后才成为了数术之书的藏纳之处，而由于数占与文字发展可能存在密切关系[学者们已普遍认同中国文字起源与占卜有关，但它究竟是与骨卜还是数占有关，这个问题讨论还不多。从传世文献记载看，《周易·系辞》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句话明确表明了数与文的先承后续关系，且暗示了数占在系统文字诞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石室日后才成为了文教的场所。
（三）“学”与石室关系密切
事实上，“学”与石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学”位于石室中
石室与“学”都位于郊。陈梦家考证畴、帝都、灵台、明堂、圜丘、方丘、社、高密都是郊宗石室，其主要的一点即是郊。[19]而据《礼记·王制》记载，“学”在殷商时也位于郊。《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郑玄注曰：“此小大学，殷之制。”可知殷商时期大“学”同样位于郊。
表明“学”位于石室的更明确证据来自明堂、“学”与石室的关系考证。
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明堂、太庙、瞽宗、頖宫与“学”关系密切：“大庙，天子明堂。……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 汉儒认为明堂和大学就是一回事，蔡邕更直接说“明堂太室辟雍太学事通文异”。[20]
蔡邕持此论的一个根据是它们均与献馘的活动有关。他引《诗·鲁颂·泮水》《吕氏春秋·古乐篇》《礼记·王制》有关“献馘”的记载提出“明堂太室与诸侯泮宫俱献馘也，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20]出土的西周铭文证明蔡邕的观点经得起考验。铭文《十月敔簋》记载：“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讯卌。”[21]古大、太通，大庙即太庙。《礼记·明堂位》：“大庙，天子明堂。”郑玄注《礼记·月令》：“明堂太庙，南堂当大室也。”又注《尚书大传》：“太室，明堂中央室也。”可知大（太）庙即明堂、大（太）室，皆与献馘活动有关；蔡邕“明堂太室与诸侯泮宫俱献馘也，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的判断是有迹可循的。而据《礼记·王制》“返，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的记载，“学”也与献馘活动有关，则“学”亦同明堂、大（太）庙、大（太）室，这很可能就是“大（太）学”之名的由来。
而明堂正是位于郊的石室内：（1）《大戴礼记·明堂》记载明堂“在近郊三十里”[22]。（2）《史记·太史公自序》将明堂与石室并称，谓“明堂石室”。（3）陈梦家考证明堂即郊宗石室，主要地点即是郊。[19]因此“学”亦当在郊的石室内。
2. 石室与“学”日后的文教功能相似
除了早期的祭祀、墓葬[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南浙北一代发现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石室土墩，建于山上，分为一墩一室，有军事、祭祀、居住、墓葬等多种用途。见谈三平，刘树人：《太湖地区石室土墩墓葬分布规律遥感初步研究》，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100-103页；丁金龙，陈军，《苏州地区周代土墩的发掘与研究》，载《东南文化》2012年第4期，第61-72页。叶文宪认为江浙地区的石室土墩为越人墓葬，是华南地区悬棺墓葬形式的来源。见叶文宪，《越人石室土墩墓葬与华南悬棺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62-166页。]功能外，石室日后还具有文化与教育功能，是藏书、隐居、修道、私家办学的场所，与日后“学”的功能相似。
石室藏书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拨去古文焚滅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一句。此后关于石室藏书的传说甚为流行，且带有神秘色彩，比如晋代葛洪《神仙传》记载道教天师张道陵“于万山石室中得隐书秘文及制命山岳众神之术”。[23]
石室还为隐士，特别是道教修士隐居修道的场所。《神仙传》记载上古道教人士广成子“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逭焉，曰，敢问至道之要”[23]。《抱朴子》亦云“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盖蹹精思于岷山石室中”[24]。修隐于石室的有道之人又吸引好学者跟随，开展就地讲学活动，石室遂成私学场所。《水经注》记载子夏“教授西河”石室。[25]《华阳国志》记载汉代蜀太守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26]，后世称为“文翁石室”，是今天四川成都石室中学前身。
“学”在西周以后是文教活动展开的核心场所，“学”的文化与教育功能与石室的文教功能相吻合，这进一步说明“学”与石室关系密切，“学”的活动最初就发生在石室中，“学”的功能是石室复合功能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五、结语
通过论证证明：“学”出于“爻”，最初是史以数占定兵谋的活动及该活动发生的场所。这一颇具挑战性的结论揭示了“学”与中国历史早期巫史数术传统间存在密切关系，反映了数在战争中的应用对“学”的出现和史从巫的脱胎发展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学”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力量。
（一）“学”的数术起源塑造了其核心哲学精神
张祥龙对孔子之“学”展开研究，指出孔子的“学”是一种活在时机境域之中的不可穷尽的终极（中极）。[27]于述胜对儒家“学”文化的特质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总结儒家之“学”具有超越性、境域性、时间性、韵律性、艺术性、情意性以及天人—物我—身心交感互通等特质。[参见于述胜：《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教育史研究——以孔子之“学”的阐释为例》，载《中国教师》2013年第2期，第98-106页；《“意义一感通”之学以情意为本——以〈礼记·大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12卷第3期，第80-89页；《“学—教”之道以感应(通)为根本机制——儒家教育观的义理阐释》，载《教育学报》2014年第10卷第5期，第3-11页。]总的来看，“学”在其核心意义上具有一种中庸、变化与内在超越兼具的精神特质。此种特质的形成与“学”的数术起源密不可分。
古代中国数术建立在一种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孤立的、静止的，而是有机的、整体的、连续的宇宙观之上。该宇宙观的形成可上溯至远古巫觋（萨满）的活动中[萨满或远古巫觋文明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影响正日益被学者关注，张光直更指出萨满式的宇宙观是中国文明有机性、整体性、连续性特质形成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特质与陈来提出的“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相一致。与此同时，艾兰、张光直等学者亦指出了古代中国包括龟卜、数占、五行在内的数术传统及其背后的宇宙观皆出自原始萨满（巫觋）的宇宙观。参见张光直著：《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7-127页；陈来著：《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哲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页。艾兰著：《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123页。]。在该宇宙观下，“学”的原初实践方式就是不断借由数占技术寻求人所参与的变化的合适状态，即中庸，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活在时机境域之中的不可穷尽的终极（中极）”状态。这一状态的主动维持就构成了孔子所谓的“好学”境界。而这一不断寻求个体所参与的变化的合适状态的过程，实际上也构成个体不断超越自我和当下，以身心贴合、感应变化之天的过程，亦即“天人合一”之境。
（二）“学”的源起功能奠定了其重要地位
最初为史掌数占以定兵谋之“学”在早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数在战争中的应用促进了史从巫的分化和崛起。这种日渐壮大的主要依靠才智立身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对依靠血缘关系获得权力财富的政治力量产生制衡和挑战——前者以史为中坚，以“学”为据点，后者以王为中坚，以宗庙为据点——从而形成了王与史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政学合一”的权力架构体系。它们对立统一的关系能从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的王与圣、政统与道统、王权与相权、官学与私学、庙堂与江湖，乃至个体自身存在的外王与内圣间的对立统一中找到痕迹，并经过反复斗争最终通过科举制实现相对平衡。
“学”的活动及其场所也因此构成了学统传承发展与学政构筑实践的重要依托。由数术向学术，由巫到史再到诸子之学的先秦学术演进路线，使“学”的活动与场所成为了古代中国学统形成、发展与传承的实践载体和古代士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学”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28]，构成了个体完善自身和参与政治实践的重要渠道。
（三） “学”的早期实践促进了“德”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德”的观念正是形成于“学”的早期实践。“德”最初指天所许可的行为[29]，为无心之德（
史在“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反映在了“德”与数的密切关系上。《帛书》引孔子语：“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 （守）者而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31]孔子虽认为史之数不达于德，但也承认了赞-数-德间存在先承后续的关系。邢文分析帛书《要》篇之“德”提出，《要》篇之“德”与数相关，且认为“德”与数的关系有着古远的传统。[32]
史也极有可能是“德”的观念转变的重要推动者。掌数占以定兵谋之史最先感受到民心所向对战局变化和战争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即便每事必占，但如果其政策不顺应民意，甚至有损民利，也最终会走向失败。由此天意逐渐与民心发生联系，并最终在商末周初形成了 “天民合一”的哲学[30]，一种“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民主思想[33]逐渐形成。这种民主的思想早在比《论语》更古老的兵书中就已显露[《孙子兵法》中详细阐释了人心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强调想要取得战争胜利就必须“上下同欲”。统帅一方面要爱民如子，“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另一方面又严于管教，“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同时还要给民众带来物质上的实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何炳棣通过对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考察提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至少早于孔子《论语》两个世代。参见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72-89页。]。
子曰：“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帛书《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高举的“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念和“君子怀德”的修身观念，可以看做是在史以数占定兵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转变的“德”的观念的延续与发展。也正是因为“德”之观念产生和发展于“学”中，因此“德性”才成为古代中国“学”者的终身追求，“德行”才成为他们“学”的至高目标。
以数占定兵谋之史，一方面背负着天的命令，另一方面又肩负着群体命运与福祉，这使得他们身上日渐凝聚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深重的历史责任感，身先士卒、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勇气，浓厚的实践理性品质和深切的忧患意识……这些精神特质皆凝聚于“德”目之下，汇聚成了传统中国士人的理想君子人格。这些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文明更新与延续过程中发挥了中坚和引领作用，其承载者在中华民族每每遭遇困境与危机，甚至生死存亡挑战时总能挺身而出，以自身才干与勇气保护、带领民众前行，他们在实践中所散发的博大、仁爱、坚毅、勇敢、理性等人格精神魅力，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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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黄晓珠.“学”源[J].教育学报，2022，18（4）：196-207.